我国科研体系存在“重科研、轻中试”的现象,这既与中试的性质有关,也与科技管理体制有关。首先,中试具有投资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的性质,重大关键技术的中试一般需要2—3年时间,后续商品化和产业化还需要6—8年时间,因此中试无论对技术持有方还是技术需求方,都缺乏投资吸引力。
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企业在中试环节发挥重要作用,而我国企业处于产业低端,往往难以承受长期技术投资带来的资金压力和失败风险,投资中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。第二,在体制上,我国科技部门与产业化部门纵向分割,相互脱节,导致中试投入跟不上研发需求。此外,我国科研机构对参与中试活动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能力。科研机构追求学术成果,对技术中试的积极性不高,科研人员也普遍认为中试工作“投入大、风险高、回报低”,不如走“拿项目、做课题、出成果、评职称”的常规路子。即使有些科研机构愿意开展技术中试,也面临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。
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,但提供技术的科研机构也必须大力配合。根据调查,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对重大关键技术商品化的积极性都不高。从企业方面看,重大关键技术商品化存在技术不成熟、市场需求不确定、与科研机构合作不顺畅等方面的风险。从科研机构看,搞技术商品化远不如申请新的课题,后者经费有保障,而且还能产生新的学术成果。
此外,我国国有技术资产的管理制度也不利于重大关键技术的商品化。当前制度的出发点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,而不是促进技术转化,如技术资产的处置需要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层层审批,程序多、周期长,短则4—6月,长则1年。殊不知,技术资产不同于物质资产,只有应用才能产生价值,没有应用做基础何谈国有资产流失?技术得不到应用才是国有资产最大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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